2009年4月24日（星期五），我从华东师大（本部）去上海电视台，在电视台建筑西面的一个小咖啡馆里与陶理老师进行了第一次访谈（非正式），作为“从‘小留学生’看中国家长的教育观念”课题的预研究（pilot study）之一。

（一）    被访人简介

　　陶理，浙江温州人，祖籍江苏南通。曾任温州电视台《百姓》栏目制片人。2000 年赴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学习电影，之后又在惠灵顿理工学院学习教育学。出版有散文集《新西兰：未经触摸》与《白衣飘飘的年代》，报告文学集《小留学生生存备忘录》。并写有诗歌集《南半球的薰衣草》。独立制作的纪录片《浪花一朵朵》深入新西兰主流中学，反映中国小留学生跨文化学习状况。该片入围 2006 新西兰国际电影节，轰动全新，被评为年度十佳电影。新西兰各界称之为“给所有留学生最好的礼物”。入选 2007 新西兰世界精品电影节。 2007 年 7 月起，《浪花一朵朵》被新西兰教育部用作中学教材。 2007 年春节该片在中国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播出。香港凤凰卫星电视〈鲁豫有约〉，上海〈文汇报〉等媒体均有报道。目前任上海视觉艺术学院表演艺术学院副教授。

（二）    时间／地点

　　2009年4月24日（星期五）15：00／上海电视台（威海路）旁边的咖啡馆

（三）    谈话时长／记录方式

　　约60分钟（15:00 – 16:00）／访谈人与被访人同时笔录

（四）    谈话要点

　　首先，陶老师介绍了她的纪录片中三位主角的父母送其幼小子女出国的大致动机，主要有如下几点（出于研究伦理，略去动机与父母的对应关系）：

　　1.    年纪小，出国后的适应性强；　　

　　2.    同事都送子女出国，在工作单位形成了一定的氛围；

　　3.    希望子女将来留在西方发展，因此越小出国越好；

　　4.    希望子女出国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回国继承家业；

　　5.    出国能够锻炼子女的独立生活能力；

　　6.    认为中国高中教育不适合子女，希望孩子有更宽松的学习环境；

　　7.    国外有更好的职业发展前景。

　　根据她的介绍，我归纳分类出两个层面的动机：学习层面、未来职业发展层面。同时我指出，父母缺乏一个层面的考虑：子女的人格发展层面，即在这么小的年龄独自出国留学，对子女的人格发展将会带来什么影响。这种分类与观点得到了陶老师的认可。

　　除她所追踪的纪录片主角之外，陶老师还在从事留学生督导工作的过程中，了解到其他几类父母，例如两种比较极端的情况：父母根本不管子女，把他们“丢”到国外，不闻不问；子女在国内根本不学习，因此无奈只得把他们送到国外。

　　陶老师进一步指出，就她所了解到的情况来说，小留学生家长至少存在三个盲点：第一，如我所说，对子女的人格发展较为忽略；第二，对西方的社会、文化与教育缺乏了解，只有道听途说的模糊认知；第三，对子女本身的个性缺乏考虑，即子女的性格是否适合出国留学。

　　在谈话中，陶老师使用的一个“本土概念”（native conception）引起了我的注意，即“良性的功利”。这种“功利”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父母在对外国了解很少的情况下，就贸然送幼小子女出国；另一方面，他们送子女出国的动机集中在子女未来的发展，指向子女将来是否“成功”。这种“良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小留学生的父母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闭关锁国”的一代，因此不了解外国情况是情有可原的；另一方面，父母送子女出国的根本愿望是让子女将来“过得好”。

　　此外，谈话中还有如下几点值得进一步关注：

• 陶老师的留学观：从“成功留学”到“快乐留学”（本土概念）。

• 断层：家长一代人获取外部信息的渠道出现了长时间的断裂。

• 我们不但需要关心小留学生在异国他乡能否融入的问题（事实上这一点家长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要关心接受了跨文化教育的小留学生在回国后能否融入的问题。例如，小留学生回国后能否与父母正常沟通？

• 对小留学生来说，融入国外的校园学习之中，固然是巨大的挑战，但“emotional challenge”（本土概念）更是“underlying”于“campus life”的重要方面。

• 陶老师建议我在研究过程中，对父母进行分类，即区分出不同类型（身份、经历、教育观念等）的家长，然后对各个分类进行深描。这与霍老师的建议是一致的。

• 陶老师的“小留学生”界定：，在国外念高中的16至18岁中国留学生。之所以界定在高中，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大学预科的课程千人千面，而高中课程基本上是相似的，容易把握；第二，对小孩来说，高中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教育阶段。

（五）    我的反思

　　此次非正式访谈，我自觉至少有四个方面不尽人意，从重要性从大到小列举如下：

• 问题设计不当，犯了“忽视情境”、“大而无当”、“过于抽象”的毛病。我设计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说‘留学的主要目的是寻找自我’？为什么小留学生需要寻找自我？”单引号中的内容是我直接从陶老师的书中提取出来的，但与此相关的具体情境则被我忽略掉了；另外，“自我”也是一个过于抽象的“big word”。因此，陶老师的反应是认为这个问题“太专业”，她需要回去仔细思考后才能给我一个“更好的回答”。其实，如果我当时首先询问有关新西兰素质教育与校园文化的问题，再慢慢引出陶老师所写的“寻找自我”，或许不至于让她感觉那么突兀、抽象和“专业”，从而能给我一个初步的回答。实际上，我想了解的也并非是抽象的答案，而是陶老师的具体经验。因此，设计一个抽象的问题，试图得到具体的答案，这是问题设计上的重大失误。

• 访谈中的引导能力不强，难以控制谈话的风格。两人坐下不久，我刚刚简单介绍完自己的研究，并将研究问题给陶老师看后，她就说：“那么你从我这里想得到什么呢？”“你准备了哪些问题要问我？”我事后反思，这可能是陶老师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体现出的一种“直截了当”的谈话风格。而我原本的设想并不是“一问一答”，而是在偏向于“闲聊”的气氛中了解陶老师在新西兰与小留学生深入接触后的“生活体验”。但我并未用有效的方法将谈话引导到我期望的风格上去，而是直接将我写在纸上的问题拿给她看，这反而更加促进了“一问一答”的模式。幸好陶老师十分亲和友善，在小留学生这个话题上有许多体悟和见解，谈性很浓，我们渐渐转向了自然的对话，才避免了机械问答的尴尬情况。
  

• 对背景知识了解不够。我设计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寄宿家庭（home stay）的责任与义务？寄宿家庭对小留学生的成长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问题是从陶老师的报告文学集《小留学生生存备忘录》中提炼出来的，我的原意是想探明自己的一个猜想，即子女出国后，其父母的“责任与义务”就中断了，而小留学生只能转向寄宿家庭以寻求“间接亲情”。当我抛出这个问题后，并将陶老师书中写的有关寄宿家庭“责任和义务”的段落指给她看时，她立即说这个“责任和义务”和我所认为的概念是不一致的，因为新西兰有专门的法规对“home stay”的行为做出规定，因此是法律意义上的，而我所说的中国父母的“责任与义务”是伦理意义上的。由于我不了解新西兰对寄宿家庭存在相关法规，因此这个问题设计并未起到我期望的效果。

• 澄清与追问的访谈技巧仍显稚嫩。在有关“寄宿家庭”的问答中断后，我并没有立即澄清自己想表达的意思，而是很仓促地转向另一个问题。直到接下来的谈话中再次提到父母责任时，我才重新表达了自己的猜想（见上文），并得到了陶老师的认可。但是，如果我在问答中断后马上澄清自己的想法，或许可以得到更多的反馈。

　　除以上四点不足之外，我对此次访谈还有如下体会：

• 质的研究确实是一项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例如这次访谈的地点约定，原本是约好在上海图书馆，下午两点左右见面。但当天下午两点差一刻，我还在公车上，约有两站即到上海图书馆时，陶老师打电话过来，说她有急事，已去上海电视台。若我赶过去，可以在工作中途抽30分钟与我见面。由于我预料不足，没有携带地图出门，因此当时十分被动，最后只能乘出租车赶到电视台。这种情况在文献爬梳式的研究中很难遇上，但在质的研究中就极可能是家常便饭了。因此，今后一定要习惯并预备这种突发状况。

• 在谈话中，应该尽量淡忘自己的研究者身份（但又不能遗忘研究的技巧，这正是质的研究的一大难点所在，见上文），像一个全然无知但对一切好奇的孩童一样倾听参与者的经验故事。这恐怕需要很长时间，经历很多次访谈之后，才能逐渐掌握。

　　我感到很奇怪。我没有注册校内网，没有注册同学网，没有注册开心网，没有注册海内网。一言以蔽之，我没有使用任何一个SNS网站。但是总有邮件来骚扰我：昨天说某某抢了我的车位，请点击链接去抢回来；今天说某某在开心网上送了我一条狗，请点击链接速去领取；明天说某某在同学网的什么炸弹桌球游戏里挑战了我，请点击链接接受挑战；云云。

　　受童童教诲，我很久都没有在这类网站上浪费过我的生命了。并且以后也不会注册。倘若大家在这些网站上见到我的身影，譬如在某某大街抢车位，抑或在某某广场遛小狗，又抑或在某某舞厅玩台球，请记住：那绝对不是我。

写博客始终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对我来说。我总想着文体啊题材啊一类的框框，总想着要写一个叙事，描写一件完整的事情，或者写一个散文，表述一个完整的思想，云云。我做不到像我很佩服的一位哲学系的同学，常常日志里就是两三句话，但充满了哲理或者玄思，虽然它很散漫，但我不会觉得无趣。我就是做不到。

记得是在高一下期，我突然很迷恋小说。不是看小说，是写小说——准确地讲，应该是小小说。那时我的功课差得一塌糊涂，除了语文和英语之外，其他的科目基本上都是不及格。没错，是次次都不及格。因此，语文课是我十分重视的，尤其是每周一次的随笔练习。

那时我用一个浅蓝色的硬皮本子，用纯蓝墨水的钢笔在上面写故事。我直到现在还没弄清楚，如果说虚构源于生活的话，我那些故事的源头在哪里，我只是喜欢那种编故事的感觉，让我觉得我能够控制文字局面，而不像数理化，完完全全是符号和公式在控制我，在抽我的大嘴巴子。

所幸有一个不错的语文老师，他喜欢我的故事，经常在课堂上念这些故事，仿佛它们已经得了文学奖似的。平心而论，我的故事并不好玩，语句扭捏，情节俗套，结尾必定升华。我当时就猜想，或许老师更喜欢的是这种文体，这种形式，这种态度（由于写的是故事，它们的篇幅都格外地长）。

大概在高二下期，这种乐趣被扼制了。我没有自信，不敢与升学考试这台机器抗衡，于是只能回归议论文：开门见山摆出论点；三四个论据一一出场，最好包含逻辑推理、名人典故与私人体验各一；最后重申观点，顺便升华，将全文立意带到更高的层面。考场作文不是随笔，不能花两天功夫构思一个完整的故事，而如此一篇文章，才能让我将宝贵的时间用在其他题型。

高考结束了，大学开始了，我从一个绞尽脑汁写故事的人，变成一个绞尽脑汁抽空看故事的人。文体渐渐离我远去了。如今，距那时青葱已过七秋有余，我也早已（抑或“终于”）翻身，做上了学业的主人。很有趣，为了做硕士论文，我又得反反复复地考虑高中时代的问题了，绪论用什么文体？中编用什么文体？第六章呢？结尾呢？

更有趣的是，七八年前痛苦挣扎于教育之中的那个人，以胡乱写一些牛头马嘴的小故事为唯一乐趣的那个人，一度被老师以为“若再努把力，考个二本应该没问题”的那个人，又怎会想到将来会从事这样一个职业，又怎会想到自己还有幸写什么鬼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