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辑“问学元认知”所谈的是读书笔记的类型及其具体操作问题，其中涉及到一个问题：教科书与原著的差异。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直接阅读原著，原因有三：一，易于把握知识的生产过程，体会“原创性”；二，第一手资料往往更富深度，对思想的阐述更为全面；三，原著更具“演讲”性质（参见：《读书笔记的分类与操作》），从而比教科书有趣得多。

　　不过，若只读原著，学习也是非常痛苦的。从涂尔干到布尔迪厄，从夸美纽斯到阿普尔，中间不知要经历多少社会学家、教育学家的知识建构过程，其间不乏晦涩难懂的学术话语，如果一本本通读，可能需要太长时间。因此，教科书能够让学习者以最快的速度接收与内化最全面的知识。

　　如果每个人在读书时都遵循一张详尽而权威的书单，或者依照导师的嘱咐而按图索骥，那就不需要面对书籍选择的难题了。但情况往往并非如此简单。在书籍选择上，我自以为算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更应说是一名“强迫症患者”），对此有很苛刻的要求。教科书和原著有很大差异，选择标准也有所不同。本篇只略述原著选择的三个标准。

　　第一，著者。这没什么可说的，当一位教育学系的学生在书架上看到裴斯泰洛奇、马卡连柯、弗莱雷的著作，要么是满心景仰，要么是两眼放光，要么是跃跃欲试。当哲学系学生看到维特根斯坦、社会学系学生看到米尔斯，情形应该也差不多。若是不大熟悉的著者，可以看看来头，若是哥大教师学院、芝大社会学系、伯克利东亚研究所的学者，想来分量不会太轻。

　　第二，出版社。我特别看重（过于看重）出版社，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使我患强迫症似的拒绝一些明明很有价值的书——只因不喜欢它的出版社。而相反的是，对于我喜欢的出版社，我往往对其价值放松警惕。例如，在教育学界（中文），看经典著作最好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看现代教育理论最好是教育科学出版社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而看基础教育类著作最好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等。如果将领域放宽到人文社会科学，我最喜欢的出版社是：三联书店（北京／上海／香港）、商务印书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等。

　　第三，前言、序言、目录、跋、后记（或译后记）等。这一项属于“无法言说”的标准。若对著者和出版社都不太熟悉，而书名实在太吸引人，我往往喜欢浏览这些地方，获得一个感性的印象。经验证明，这些文字一旦有趣，正文也不会太过枯燥。而一旦正文有趣，价值也就随之而来。

　　仅半日，我就从脏兮兮的猩城，回到了乱糟糟的狐城。

　　今天上午，中法研究生院召开了第七届中法班第一次会议，将27人按文理分为两个教学小班，我所在小班的的课程时间为：周二下午、周三上午和周四下午。上午时段为9:00－12:00，下午时段为13:00－16:00。其中，周二与周四为外教授课（口语），周三为师大法语系老师授课（语法）。

　　与此同时，教育学系的课程安排也火热出炉：周一上午（涉外教育项目管理）、周二上午（中国近代中外教育交流）、周二下午（中外教育关系热点问题）、周三上午（中国涉外教育政策法规）。

　　显而易见，两方课程形成了窘迫的对峙局面。由于研院时间按照外教日程而定，不容变动，所以系里课程必然要有所调动。因此，与系里数位老师及同专业6名同学的协商，就成为本人轰轰烈烈“史上最苦的学期”开端之最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