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博客系统出现故障，导致我无法更新日志，对不住各位朋友，非常抱歉！】

　　当初考研时，我与许多人一样，在北师大与华东师大之间举棋不定。这时不知在哪儿看到一个信息，说北师教育学的治学传统偏苏联，而华师教育学则偏欧美。这信息令我眼前一亮，也成为我选择华师的原因之一。

　　当然，我当时并没有深入考究这个信息的真实性。在进入师大后繁忙的生活中，它也渐渐隐入真实的治学之中。只有当系里老师用崇敬的语气提到单中惠先生、瞿葆奎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风范时，只有当我在书店看到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的琳琅满目的欧美现当代教育理论译著时，这个“小道消息”才偶尔被忆起。直到上次与一名刚入校的学弟吃饭，他提到对华师教育学的欧美风格小有察觉时，我才想到，是不是该考证一下这个说法？

　　着紧用力，即有收获。我查到了一个重要的渊源。

　　文革中后期，中国与美国、日本的外交关系有了重大突破，并由此相继与意大利、联邦德国、英国等国家建交。这一变化使得我国的对外教育交流开始缓慢恢复。既有对外交流，就要对外了解。1972年11月15日至16日，国务院邀请北师大、上海师大、吉林师大、河北大学的有关人员，就开展外国教育研究的问题进行座谈。根据田正平主编《中外教育交流史》（第1014页），该会议做了如下决定：

　　“各校外国教育研究室根据现有的基础和力量，分工开展外国教育的研究工作。北师大着重研究苏联、东欧和美国的教育；上海师大着重研究北美、西欧教育；吉林师大着重研究日本、朝鲜的教育；河北大学着重研究日本的教育；亚、非、拉地区发展中国家教育研究，由各校适当兼顾。”

　　又根据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的记载：

　　“1972年5月，学校被迫与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上海教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等校合并，改名为上海师范大学。”

　　由此可见， 上述会议召开时，“上海师大”的主体即为华东师范大学。因此，华东师大从文革中后期始，便着力于研究北美、西欧的教育，这应该不成疑问了。

　　当然，对于学校、院系的治学风格或曰传统来说，重要的并不在于拥有何种研究室，而在于研究室里的人，以及由人所培养出来的绵延传承之人。就这一点而言，对华东师大出版社教育类学术书籍的出版情况稍有了解的人，以及对《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与《全球教育展望》等期刊风格有所了解的人，应都能有所明察。

　　另外，中教史专业的一位同仁向我提示了另一条渊源路径，那就是华东师大的组成与沿革。从档案馆资料来看，华东师大的教育系是融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大同大学、震旦大学等老校的教育系而成，而这些学校都或多或少与西方教会有关（尤其圣约翰大学与沪江大学均属16所教会大学之一，前者是中国第一所教会大学）。不过，教会大学对华师教育学传统有何内在影响，这早已远远超出本人的考证能力了。

　　【本文参考：田正平主编：《中外教育交流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华东师大档案馆：http://www.dag1.ecnu.edu.cn/xiaoshi/yange.htm】

　　【此三段源自Alcor在我上一篇日志中的回复。句句恳切，直入人心，已经引起了包括我父母在内的多位高层领导的关注。因此，全文另刊于此。需要说明的是，出于艺术加工的需要，也出于言者心忧，Alcor所言不免夸张。不过我会虚心接受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争做健康向上的共产主义好青年。】

　　第四，伙食贫乏。师大食堂到吃饭时间，人头攒动，难觅一位而座。我又不惯于狼吞虎咽，难以适应食堂快速流动之节奏。食堂原材料，师傅手艺，更是难以引发食欲。饭菜素来吃少剩多，我又不喜肉食和主食。错过就餐时间，胃会隐隐发疼，更难进食。零食只为茴香豆，青豆，五香豆，高脂肪高热量食品均无。平日为提神，全靠咖啡和清茶，均为寡胃饮品。全然一200斤女生减肥食谱。

　　课业繁重，脑力消耗大，睡眠稍为不适，而营养补给不能跟进，日益消瘦。自然焦躁不安，心慌意乱。精力涣散，难如从前那样静心阅读。久而久之，恶性循环。恐健康每况愈下，学业固然重要，身体还是第一位的。

　　以后我要调整饮食习惯，鱼，肉，蛋，奶（雀巢），样样跟进，尊重每一种食物，包括肥肉，不挑食。尽量少依赖咖啡和茶叶。定期去后门阿莉或者其他餐馆改善生活。锻炼身体。不让父母亲朋为我的身体状况担心。

　　已经很久没有完整地看一本书了，似乎已经三四个月了。在暑假，我还算耐心地看完了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是三四个月来的唯一一本。我感觉自己失去了看专著的能力。我最惶恐的事情，总算还是发生了。

　　今天想想，原因似与如下几方面相关。

　　第一，功利心。毕竟二年级了，明显感觉诸多心态与去年迥异。对于书籍，常不自觉地想到“实用”的问题。例如书目选择，我一如既往地挑剔，但切实地感觉到，我并不是在挑选有价值的书，而是在挑选于我有用的书。而这“用”，多半又与我的“产出”有关。我厌恶这种感觉，但我无法拒斥它。

　　第二，事务繁杂。中法班、专业课与论文，成为本学期的三大要务。时间不说，精力上的分散使我难以专注于深奥的著作——而往常，“深奥”于我往往更是“有趣”的代名词。例如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我几度翻开，看了数段后又几度合上，焦躁不安，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第三，博约两难。在本学期之前，我读书向来只博不约。这与我的知识结构有关，更与我的性格有关。非但不约，我还毫无罪心——尽管身为“研究”生。但这学期以来，我明显感觉内心里有了某种矛盾，这种矛盾是如此强大，以至于通常被我斥为无趣的内容，我却难忍卒读；而每当拿起我原本极有兴趣的书，那种心慌意乱感却让我误以为，这书不大有趣。这感觉十分奇怪，我很难叙述清楚。

　　有得必有失。或许，我的黄金阅读时代真的宣告结束了。好事耶？坏事耶？恐实难条分缕析。忍着头痛写下这篇反省，希望它不过是大惊小怪——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