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这些年，我买过不少书，也对出版社有着不低的苛求。我曾经在一篇日志（《问学元认知 之 书籍选择》）里提到：

我特别看重（过于看重）出版社，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使我患强迫症似的拒绝一些明明很有价值的书——只因不喜欢它的出版社。而相反的是，对于我喜欢的出版社，我往往对其价值放松警惕。

所以，我一直挺想随便聊聊我喜欢与不喜欢的出版社。现在正是需要日日练笔的时节，我就慢慢写出来，每次写一个出版社吧。

我最喜欢的出版社，毫无疑问是三联书店。首先，其选书的标准非常高，极少会出版内容平庸之作。论学术类，其“学术前沿”系列、“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系列、“剑桥哲学研究指针”系列、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的“社会与思想丛书”系列都秉持着极高的水准，由国内学界主持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也较为经典。论非学术类，其“文化生活译丛”系列一直是我闲暇时间最为醉心的读物。此外，萨义德作品集、钱穆作品集、曹聚仁作品集、“三联讲坛”系列、“读书文丛”系列、“新书话”系列都非常好。

除了这些大型丛书之外，三联还出过一些散落的珍珠。就我读过的来说，聂华苓的《三生影像》、牛汉的《我仍在苦苦跋涉》、陈平原夫妇编的《茶人茶话》与《酒人酒事》、格特勒的《寻访行家》、冯象的《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张竞生的《浮生漫话》…… 太多了，唉，真是太多了。

三联书店所出的书不但内容上乘，其书本身也极为精致。论印刷，论纸张，论装潢，几乎都是无可挑剔。我的记忆里，似乎没有一本出自三联而质量低下的书。

值得略为一提的是，三联旗下的两本刊物：《读书》和《三联生活周刊》，基本上可以说分别代表着学术类与非学术类杂志的两大旗帜。

因此，我对三联书店的出品，几乎是来者不拒的。

博客系统更新至WordPress 2.7，控制面板的功能强大了不少，但似乎很不好用，经常无法打开页面。加之最近忙于论文，所以没有多少写日志的情绪。

虽然很忙，但上周在书库里寻书时，看到陈丹青的《多余的素材》，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的，干净的褐色书皮，很喜欢。狠狠心，还是借出来了。多天忙乱，几本书同时在看，但这本与论文、专业、学习种种毫不相关的杂书，居然也每次几页，每次几页的，渐渐读完了。

不由得想起在青岛的日子，无忧无虑地看杂书的日子。

那时常常是午后，在西一教的一楼或二楼。很奇怪，印象中青岛的午后总是静悄悄的，整个校园人烟罕至。而我则最为享受这种安宁，去空荡荡的教室里看书。我常挑靠外窗的位子，让阳光照在头发上，脑子热热的，仿佛是刻意不想让它变得太清醒似的。看倦了，就到西一教对面的小卖部去买雀巢咖啡奶，沿着操场走上一圈，然后回来。

【说也奇怪，大一时的这种享受，被大二之后的我痛批为小资，并极为自鄙。但如今敲下这郭敬明式的段落，又哪里还有嫌弃与痛恨呢。从沉殆于斯，到嫌恶于斯，再到眷念于斯，生长的轨迹就这样歪歪扭扭地勾勒出来了罢。】

那时都看些什么书呢？说实话，不大记得了，所以每当家人说我幸得大一读哲学而启蒙，我总是略有困惑——我到底读了哪些哲学书籍？最记得的，不过是昆德拉的一本本，《玩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告别圆舞曲》，《好笑的爱》，直至《生活在别处》。再往后排，该就是顾城和聂鲁达了罢。总之，那时的黄金阅读时光，留给我的并非一本本名实清晰的书作，而是一种感觉：书是好的，看书是美好的，在大学环境里看书更是绝妙的享受。我觉得，或许正是大一的这种初体验，支撑我渡过后来很劳累的一些日子，并且从来未曾把读书看作是痛苦的事情。而这，自然比几本书中的字字句句要珍贵得多。

与那时相比，现在又是多么幸福啊。在青岛我学信息系统，平日里的课业都是数据库、Java、操作系统云云，而社科类书籍完全属于“杂书”系列，更别谈小说散文诗歌了。而现在，哲学、社会学、人类学自不用说，读史学是培养纵深视野，读政治学是寻求在更广阔的背景下理解教育系统，连读小说也是叙事探究的应有之义了，多好。

杂书已不再是杂。但是，当杂书变成专业必修的时候，那种在午后阳光下抿着咖啡随意乱翻书的时光，究竟还会不会再有呢？

　　《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仅看了20余页就让我心生购买冲动的一本书，近年实属少见。

　　本书作者是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领域的巨擘——小约瑟夫·奈，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美国助理国防部长与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等职务。但最关键的，他是“软实力”（soft power）这一概念的原创者。

　　我今天刚看到冷战结束，着实非常精彩。我认为，本书的迷人之处在于奈教授分析国际冲突的框架。简单地说，它的横轴是三个层面：国际体系、国内政治与个人选择；而纵轴是两个维度：结构与过程。奈教授先以2500年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引出这一分析框架，然后用它审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与90年代的一系列族群冲突，最后又用它预测全球化与信息革命时代的国际关系格局。不难想象，在这一框架下，奈教授条分缕析，把复杂的巨型国际冲突剖解得明晰易懂，且显得客观与全面。

　　我很想弄明白的是，如果说教育全球化，或者说国际教育、国际理解教育、全球公民教育，能够缓解国际冲突——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组织法开篇第一句所说：“战争起源于人的思想，故务需于人的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那么它是在什么层面上发挥作用的？它对国际关系之结构体系有何种影响？对国际关系之变迁过程又有何种影响？

　　我想，一旦理清这些问题，中外教育关系领域的诸多核心问题都能有一个基本的分析平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