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不大有写博客的冲动，尤其不想写太严肃太学术的主题。课程中的写作任务已经够多了，多得应接不暇；并且压力很大，大得我上气不接下气。这样一来，就不愿意再额外去想问题，更不愿意额外组织语言，将它写在博客里。

　　昨晚被研会邀去参加一年一度的经验分享会。去年此时，我是新生，竖着耳朵听老生谈学习经验，并仔细地做着笔记。今年此时，我变成让新生竖耳并掏笔的人之一。五个博士生，三个二年级硕士生，对着一年级硕士生谈各种各样的问题：读书、写作、发表、就业。由于以不同的身份体验过两次，我很明显地感觉到这活动中泾渭分明的权力分野：言者的一切话语都是正确的，至少是值得聆听的；而听者所提的问题，对于言者来说，是绝对有能力回答、并有权力回答的。

　　但实话实说，我并不觉得这种经验分享会对新生有多大益处。去年我隐约察觉，今年我确信无疑。许多“经验”只是听过了就忘了，记下了就丢在一边，似乎其使命已经完成；更重要的是，许多“经验”都难以称得上是经验，更多是私人的叙事罢了。因此我避开了具体的学习，专心谈出国留学的问题，专心谈培养“想象力”——抓住机遇的想象力。这样一来，当晚的主题就有阅读、就业、发表、人际、留学云云。与去年无异，事实再一次证明，作为研究生，论文发表的问题是第一位的。

　　下周同门论坛将由我主持，主题为阅读《社会学的想象力》，我仍在为活动形式殚精竭虑着。（说来可笑，我极力怂恿新生办读书会，自己却压根没有这项能力。）另外，下周可能会应新一届研会与新一届班委的号召，开办一次“讲座”，主题将与网络社会有关。同仁们都觉得，这是一次很新奇的尝试，希望这能在本系学生之间创造一种更融洽、有趣、好玩的交流环境。

　　1948年10月26日，三家书店在香港悄悄合并了，它们是：成立于1932年7月的生活书店、1935年8月的新知书店与1936年2月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它们的新名字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我对这家书店感情非常深，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也是如此。无论从内容、装潢还是纸张，三联书店都是我见过的最考究的出版社 （大陆范围）。尤其它的选书眼光，标准很高。从大学一年级至今，三联的书陪伴我度过年岁与思维共同成长的日子。现在闭着眼睛，它们的封面、质地、纸香与文字都轮番浮现在我面前，这种美妙的感觉是其他任何一家出版社所无法给予我的。

　　我曾经在《问学元认知 之 书籍选择》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特别看重（过于看重）出版社，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使我患强迫症似的拒绝一些明明很有价值的书——只因不喜欢它的出版社。而相反的是，对于我喜欢的出版社，我往往对其价值放松警惕。

　　写后半段时，我心里想的正是三联书店。事实上，倘若我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我对三联几乎是来者不拒的。

　　早在本月1日拿到10月份的《读书》时，看到封底整版关于三联本月六十大寿的消息，我就查到了10月26号这个日子，然后存在手机备忘录里。没想到昨晚忙得焦头烂额，终究还是忘了。今天补上我的祝贺，并对这家让我在读书中觅得新知、并由此过上更有趣生活的好书店表示深深谢意。

　　晚上整理论文相关材料。大部分有用的材料我都随手记下了页码和关键词，但有些材料，虽然可资利用，但我料想在论文里已无处可放，便没有记下。

　　后来我改变了行文框架，准备加入一个部分。我记忆里很模糊地记着一句话，大意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以湖南籍学生数量最多，原因是湖南当时政局不宁，学生无校可入，故纷纷外流。这句话对我的论证非常重要，但我当时没有记下出处，且更麻烦的事，我不知道它是在史料中、在专著中还是在论文中。

　　漫长的重复检索工作开始了。历时近一个半小时。我几乎把手边所有史料都重翻了一遍：上谕、咨文、奏议、章程、会约、规程、日记…… 然后又把所有论文都重查了一遍。苦不堪言。

　　最后我终于发现了这句话：“学生以湖南为最多……固由该省政象不宁，教育停滞，莘莘学子，无校可入，遂相率外走，组求学之团体，而为教育之运动也。”出自子暲：《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之近况》，《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93-494页。

　　就这么一句话，如此短，而又如此重要，因而耗费我如此多的时间与精力。

　　教训便是，在整理写作材料的过程中，不要偷懒放过任何一句有价值的话，哪怕预料它只有丁点价值，哪怕估计它多半用不上，都要立即记下出处。毕竟，写文章的过程中会发生何种变化，整理材料时又怎能尽然于胸？一旦思路变更，论点调整，原来的“废料”就可能会变成极有力度的论据。这时，想再找寻那句话，就宛如把吃过的食物吐出来再嚼一次，远非第一次那般轻松愉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