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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考研时，我与许多人一样，在北师大与华东师大之间举棋不定。这时不知在哪儿看到一个信息，说北师教育学的治学传统偏苏联，而华师教育学则偏欧美。这信息令我眼前一亮，也成为我选择华师的原因之一。

　　当然，我当时并没有深入考究这个信息的真实性。在进入师大后繁忙的生活中，它也渐渐隐入真实的治学之中。只有当系里老师用崇敬的语气提到单中惠先生、瞿葆奎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风范时，只有当我在书店看到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的琳琅满目的欧美现当代教育理论译著时，这个“小道消息”才偶尔被忆起。直到上次与一名刚入校的学弟吃饭，他提到对华师教育学的欧美风格小有察觉时，我才想到，是不是该考证一下这个说法？

　　着紧用力，即有收获。我查到了一个重要的渊源。

　　文革中后期，中国与美国、日本的外交关系有了重大突破，并由此相继与意大利、联邦德国、英国等国家建交。这一变化使得我国的对外教育交流开始缓慢恢复。既有对外交流，就要对外了解。1972年11月15日至16日，国务院邀请北师大、上海师大、吉林师大、河北大学的有关人员，就开展外国教育研究的问题进行座谈。根据田正平主编《中外教育交流史》（第1014页），该会议做了如下决定：

　　“各校外国教育研究室根据现有的基础和力量，分工开展外国教育的研究工作。北师大着重研究苏联、东欧和美国的教育；上海师大着重研究北美、西欧教育；吉林师大着重研究日本、朝鲜的教育；河北大学着重研究日本的教育；亚、非、拉地区发展中国家教育研究，由各校适当兼顾。”

　　又根据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的记载：

　　“1972年5月，学校被迫与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上海教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等校合并，改名为上海师范大学。”

　　由此可见， 上述会议召开时，“上海师大”的主体即为华东师范大学。因此，华东师大从文革中后期始，便着力于研究北美、西欧的教育，这应该不成疑问了。

　　当然，对于学校、院系的治学风格或曰传统来说，重要的并不在于拥有何种研究室，而在于研究室里的人，以及由人所培养出来的绵延传承之人。就这一点而言，对华东师大出版社教育类学术书籍的出版情况稍有了解的人，以及对《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与《全球教育展望》等期刊风格有所了解的人，应都能有所明察。

　　另外，中教史专业的一位同仁向我提示了另一条渊源路径，那就是华东师大的组成与沿革。从档案馆资料来看，华东师大的教育系是融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大同大学、震旦大学等老校的教育系而成，而这些学校都或多或少与西方教会有关（尤其圣约翰大学与沪江大学均属16所教会大学之一，前者是中国第一所教会大学）。不过，教会大学对华师教育学传统有何内在影响，这早已远远超出本人的考证能力了。

　　【本文参考：田正平主编：《中外教育交流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华东师大档案馆：http://www.dag1.ecnu.edu.cn/xiaoshi/yange.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