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仅看了20余页就让我心生购买冲动的一本书，近年实属少见。

　　本书作者是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领域的巨擘——小约瑟夫·奈，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美国助理国防部长与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等职务。但最关键的，他是“软实力”（soft power）这一概念的原创者。

　　我今天刚看到冷战结束，着实非常精彩。我认为，本书的迷人之处在于奈教授分析国际冲突的框架。简单地说，它的横轴是三个层面：国际体系、国内政治与个人选择；而纵轴是两个维度：结构与过程。奈教授先以2500年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引出这一分析框架，然后用它审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与90年代的一系列族群冲突，最后又用它预测全球化与信息革命时代的国际关系格局。不难想象，在这一框架下，奈教授条分缕析，把复杂的巨型国际冲突剖解得明晰易懂，且显得客观与全面。

　　我很想弄明白的是，如果说教育全球化，或者说国际教育、国际理解教育、全球公民教育，能够缓解国际冲突——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组织法开篇第一句所说：“战争起源于人的思想，故务需于人的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那么它是在什么层面上发挥作用的？它对国际关系之结构体系有何种影响？对国际关系之变迁过程又有何种影响？

　　我想，一旦理清这些问题，中外教育关系领域的诸多核心问题都能有一个基本的分析平台了。

　　中外教育关系（Sino-Foreign Education Relations）是华东师大自主设置的专业，从06年开始正式招生。它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博士学位授予点，这表明它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与周密规划的专业。然而，有许多人对它不甚了解。其中，最令人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与比较教育学有何区别？这一问题同样曾经困扰着我。经过一年的思索与学习，我以为至少有三层区别。

　　第一，发生层面。比较教育学重在“比较”，中外教育关系重在“关系”。就两者的词义来看，比较与关系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只需要将两件事物放在一起进行各种维度上的对比，而不要求这两件事物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联系；而后者一定要求两件事物有这种联系，在此基础上才能展开对比。举例来说，指涉“中美教育”的比较教育研究可以将中国高等教育制度与美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方方面面加以比较，而不要求这两种制度在现实中有任何关联，而中美教育关系研究则只能聚焦于那些中美教育在时间与空间上发生关系的领域，例如近代的留美幼童事件、哈佛燕京学社，再如当代的美国孔子学院、中美合作办学等等。从这一层面来说，中外教育关系颇近于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第二，立足点层面。比较教育学可以立足于西方的分析框架，以西方的概念、规则乃至范式来进行比较。但中外教育关系则需特别警惕西方思维、西方语境的侵入。换言之，中外教育关系的研究工作永远立足于中国独特的思想传统。例如，在涉及“国家”概念时，中国的“国家”概念既不属西方帝国体系，又不属简单的现代民族国家，而是一种由儒家“封建”与法家“郡县”交织演变而成的政治结构，而费孝通所言“差序格局”原则贯穿其间。关于此类差异，比较教育学是无须深加考虑的。从这一层面来说，中外教育关系专业颇近于跨文化研究（Transcultural Studies）。

　　第三，目的层面。比较教育学的原初目的是通过比较而改进本国教育，但随其发展，它的目的不断泛化。例如，中国教育学者也能比较美国教育与加拿大教育、韩国教育与日本教育、瑞典教育与挪威教育，或者比较某国不同区域、不同时间的教育（横向／纵向），等等。但顾名思义，中外教育关系的一极必然是中国教育。换言之，中外教育关系的目的永远指向中国教育的发展。

　　其实，中外教育关系与比较教育学还有许多不同之处。例如在背景层面，比较教育学古已有之，而中外教育关系一定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才能诞生，等等。但考虑到这也能置入“发生层面”，因此我不再加以细分与详述。